在他的带领下，南街村将承包的责任田，又收归了集体所有。
其次是征管的随意性强。2003年3月6日我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及中纪委写了第二封举报信，信中增加了很多新举报的问题。
这太莫名其妙了，我没在人民网上登过文章，就是逼死我也不知这事。这种解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纳税人的地位之高。在举报信中，李文娟留下了真实姓名，并附上了身份证复印件。2004年9月3日，鞍山市公安局的3名警察来到铁东分局，向李文娟出示了传唤通知书。看来，这个问题要由我们中国的法学家和税收学家们来回答了。
总之，政府自身不生产财富，政府机器的运转经费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经费全部来自于纳税人，政府应为纳税人做更多的事，并让纳税人懂得更多的事。相当于又建立了3个鞍山。数字金融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始于2013年，标志性事件是当年6月依托于支付宝的线上货币市场投资工具余额宝上线。
金融政策思路调整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金融环境与挑战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不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和普通老百姓投资难的问题长期存在。下一步值得期待的是数字金融如何支持企业的科技与经济创新、支持中产阶层的投资决策。我国的第一家P2P平台于2007年建立，鼎盛时期曾经有超过6000家平台，最终于2020年平台数清零，算是从初创到终结走完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
过去比较成功的业务主要是移动支付和大科技信贷，现在开始推进到智能投顾和央行数字货币等领域。现在将数字金融业务全部纳入金融监管框架，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经济改革的初期并没有一整套改革蓝图，数字金融发展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大部分步子都踩得很稳，但踩得不稳的步子也不少。支付宝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如果用得好，也可以提升监管政策效率。数字金融业务在优化金融服务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填补传统金融体系的空白，金融消费者体验有了极大的提升，传统金融机构也利用数字技术改进了金融服务的效率。
中国的金融体系中结构性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主要集中在覆盖中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农村经济主体的普惠金融领域。数字金融在防范化解风险方面的作用还不是很清晰。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定义数字金融强国：一是我国的数字金融业务的规模与质量都应该是全球领先的，二是我国的数字金融业务应该拥有巨大的国际辐射力。2020年年底开始，监管部门对数字金融特别是平台金融实施专项整治政策，2023年年中，监管部门宣布专项整治告一段落，开始步入常态化监管时期。
提高效率的具体手段，包括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特别提出要做好科创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这样，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提升。
在支持企业增长特别是企业创新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如果说建设金融强国是最终目标，两大直接任务分别是改善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
余额宝的主要合作投资伙伴天弘基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跃升为国内最大的投资基金。化解这个挑战的主要方法应该是更多地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加强金融监管、鼓励市场创新。新加坡的金融科技搞得活，主要是因为监管部门持开放、拥抱的态度，同时不放松对风险的防范。所以利用数字技术的移动支付在中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美国却并非如此。三、数字金融强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设金融强国并做好包括数字金融在内的五篇大文章，对我国的数字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服务的质量有没有提升，关键要看金融服务能否有效支持经济效率包括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
从长周期看，各国金融政策普遍存在明显的钟摆现象：通常在金融危机之后，政策会往收紧的方向摆，紧到一定的程度可能会影响效率，政策就开放往放松的方向摆。中国的许多数字金融业务确实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虽然大多数数字技术和业务模式都不是中国原创的，但至少从市场规模来说，中国的许多数字金融产品，特别是移动支付、线上投资、数字贷款等，都是独步天下的。
这一点与中国经济渐进式改革的策略很相似，就是从实际出发，不追求理论最优，重视可行性，结果导向。数字金融领域的监管沙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国央行也已经在尝试，但在参与机构、监管接入、业务覆盖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从国内看，近年来，金融体系的矛盾有所放大。数字金融发展的中国故事的核心是有效利用前沿数字技术解决实体经济中的痛点问题，从移动支付到数字信贷再到线上投资，每一步创新都是为了化解传统金融体系中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
过去大多数数字金融业务主要依托于消费互联网，现在供应链、产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开始加速发展并催生新的金融业务。相信基于产业互联网的数字金融业务对于提升实体经济的效率能发挥更加直接的作用。移动支付出现以前，中国老百姓除了使用现金，没有其它支付手段。所以，金融政策的关键是在效率与稳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提高效率要放开市场，防范风险要加强监管，令这两者得到统一的做法是接受市场的作用，实行市场化而不是行政性的监管。
数字金融在缓解融资难投资难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阿里巴巴于2003年6月创办电子商务平台淘宝，把商店搬到了线上，突破了实体商店服务的市场半径。
不过，电子商务发展面临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买卖双方的信任问题。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
同样，基于大科技平台和大数据分析的大科技信贷既可以触达无数的潜在客户，又能较好管理信用风险，为许多中小微企业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余额宝的成功引爆了数字金融业务快速发展，2013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元年。
但金融监管不是行政管制，如果政府部门甚至监管机构强制推行行政性的管控、干预，肯定会伤害金融创新的积极性，也很难真正管住金融风险。即便是做得相对成功的大科技信贷，虽然覆盖面已经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但通常贷款规模都比较小，大多是用于解决企业的流动资金问题，很少能够用于投资扩张。所以，绝大部分平台要么完全没有风控，要么变形做成了类银行业务。数字金融要在提升到新的发展高度的同时，为金融强国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还有一条同样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有效地管住金融风险。我国过去数字金融创新也很活跃，监管部门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但如果不作为，结果就会适得其反，由于风险的累积而最终阻碍创新。
比如早期的数字金融业务主要是由科技公司创新、推动的，现在传统金融机构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入 黄益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数字金融 金融强国 。
一方面，数字金融不仅要纳入监管全覆盖的框架，数字金融机构也要以提供负责任的金融服务为使命。而且从年化利率看，融资成本也可以进一步降低
